张男星 翁秋怡 王春春 饶燕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 是高等教育。”当前，要增强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需要以“有组织教学”攻克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难题，以“有组织科研”攻克“卡脖子”难题，以“有组织服务”攻克 政产学研用一体化难题，加快实现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立自强。

今年 4—5 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课题组实地调研了位于陕西、 安徽、广东等地的多所高校（涵盖东中西部），深入了解其在推进“有组织人才培养、 有组织科技创新、有组织服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

推进“三个有组织”的四大创新举措

调研发现，相关高校在推进“有组织人才培养、有组织科技创新、有组织服务发 展”过程中，有四大创新举措。

一是聚焦关键少数、关键组织和关键领域集中攻关。在人才战略上，相关高校高 度重视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等“关键少数”，充分发挥“以才育才，以才引才”的 重要作用。 在组织建制上，组建“大带小”“老带新”“结对子”等形式的高层次人 才教学、研究关键组织，建设战略科学家梯队，培育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力量。 在科研 方向上，胸怀国之大者，扎根行业领域，依靠学校优势学科开展关键领域技术攻关，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如围绕新一代飞机、航天工程、雷达等多种国家重大工程型号任 务开展技术攻关，着力解决加速器中的超导、大尺寸的光缆、宽禁带半导体、微波技 术等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并努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二是集聚优势资源，推进“有组织人才培养”体系化。在培养机制上，设立多部 门、跨学科的培养机制，努力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化。在国家“拔尖计划”2.0的基础上，设置校级管理部门，统筹全校优质资源，组织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 培养模式上，构建多层次、体系化的特殊培养模式。针对基础学科、国家战略紧缺及 新兴交叉领域，设立“拔尖班”“英才班”等各种实验班，形成拔尖创新人才的多层 次、多梯队培养结构。建立从基础到专业和创新的阶梯化课程模块，形成融通培养的 模块化课程体系，探索教学模式创新。在培养方式上，采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培 养方式。例如，在科教融汇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合肥市共同建设“科大硅谷”，与安徽省多家创新创业公司及高科技公司实现深度融合，以“雏鹰、雄鹰、鲲鹏”3个阶段的概念，培养并增强学生的技术水平和创新创业意识。

三是强化融合联动机制，探索有组织“大科创”模式。一方面，突出基础性和原 创性。相关高校强化长周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建立应用牵引、目标导向的 基础研究科研模式，提供长周期稳定支持，有效提升原始创新和科技攻关能力。另一 方面，突出协同性和交叉性。相关高校主动聚焦国家战略和行业共性技术需求，与地 方政府、大型头部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搭建“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积极 探索“大科创”研究模式。例如，广州大学搭建“2+5”学科与科研创新平台，促进 学科交叉融合，攻关行业领域关键共性技术。 与此同时，相关高校还改革科研评价制 度，探索团队评价，突出“质量、成效、特色、贡献”的价值导向，更加注重考核在 人才培养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贡献。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对承担国家重 大项目、重大成果转化等任务的团队投放奖励性指标，由团队自主进行评价。 四是构建区域创新平台，加快有组织的知识转化应用。首先，政府搭台，校企唱 戏。政校企联合搭建创新驱动平台，加速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其次，供需对接， 健全链条。高校与政府/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探索从设备到材料、器件、电路再到应 用的体系化科研，全方位实现技术突破，支撑引领区域创新发展。最后，融入区域， 打造中心。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积极推动知识转移创新 和科技成果转化，以新科技孵化新兴产业，打造南沙乃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 引擎。

“三个有组织”面临的四个关键问题

调研发现，相关高校在有组织人才培养、有组织科研、有组织社会服务等方面还 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和问题。

有组织人才培养面临“衔接贯通”难题。一是缺少早期选拔机制，难以实现衔接。 基础教育阶段以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能力为主，对超常儿童的选拔受限，缺乏有效的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选拔机制。二是各学段的培养机制存在断层，难以实现贯通。中学 和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目标、内容等方面存在断层，大学阶段拔尖创新人才“本 硕博”的贯通培养方案不成熟，交叉学科培养存在困难。 有组织科研面临“跨学科组队”难题。一是缺乏协调创新机制，学科组织壁垒很 难打破。二是存在学科专业化惯性，跨学科存在较大难度。三是科研管理支撑不足， 重大项目组建团队存在一定难度。

有组织社会服务面临“转化不畅”难题。一是高校成果转化机构专业性不强，高 校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二是国家与地方政策存在矛盾，影响科研人员成果转化动 力。三是国有资产难以精准确权，职务成果转化有难度。

三类“有组织”活动共同面临“考核评价”难题。一是缺少针对有组织活动的分 类评价。二是团队评价考核不够细化。当前，一些高校的评价制度难以精准衡量成员 贡献。当评价制度强调是否为“第一”完成人时，容易出现科研团队“小而散”、科 研成果“短平快”的现象，难以适应“大科创”模式的团队结构需求。

探索“全贯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一是有效整合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 划。加强“拔尖计划”“英才计划”“强基计划”“珠峰计划”等国家和地方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举措的有效衔接，增强政策协同性。建立学段衔接的拔尖创新人才信息管 理系统，将拔尖学生的选拔、培养、评价进行一体化管理，加强对培养成效的跟踪与 评价。二是建立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遵循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早培养” 特殊规律，纳入中学和大学双主体，设计“小范围、精细化、高匹配”的针对性培养 方案与招生方案，探索“高中—大学”贯通式培养模式。三是适当扩大高校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自主权。在“强基计划”外，针对国家高层次紧缺人才的相关专业，适当增 加具有“本硕博”贯通培养权限的高校范围，强化高校拔尖学生培养的主体责任。加 大拔尖创新人才支持力度，单独下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经费或明确具体比例。

建立健全“有组织科研”机制。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有组织科研。具体 包括，确定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制定和实施科研战略；建立以政府、顶尖大学、 科研机构、头部企业等为主体的科研创新共同体。二是设立高校有组织科研统筹协调 机构。高校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学科优势和产业重大需求确定有组织科研的战略任务、 主攻方向，做好规划布局，统筹校内外科技力量联合攻关。 三是完善高校有组织科研 制度建设。创新重大科研新型组织模式，如“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揭榜挂帅”“赛 马制”等，鼓励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优先给予重大科研配套资源，保障重大科研 项目教授、副教授和研究生指标，给予经费支持和场地支撑。将项目的资源分配权限 下放给项目团队，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和藩篱，激发有组织科研“原动 力”。

搭建“集成式”创新融合平台。一是搭建创新融合大平台。强化地方政府统筹， 夯实其在协同创新中的主体责任并发挥其主导作用，实现创新平台集成。加快建立各 类创新主体的联合体，充分发挥高校的创新资源优势，充分利用企业在需求牵引、经费投入和组织管理方面的市场主体优势，开展有组织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二是提 供集成化信息服务。整合现有的“政校企院”协同创新平台，围绕“教育、科技、人 才”构建集成化信息模块，建立需求端与供给端的信息双向对接机制，打通教学、人 才、技术等需求端与供给端的信息堵点。三是完善集成化配套制度。以制度建设推动 校企合作，尤其是明晰国有资产转化管理规定，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的国有资产使 用、处置、评估、收益等管理规定和操作细则，加大高校授权力度，畅通与科技成果 转化有关的国有资产全链条管理。

深化评价改革，推动三类“有组织活动”。一是细化分类评价办法。除设置教学 科研、实验技术、专职科研、教学为主等常规岗位外，在科研系列中还可细分基础研 究、工程应用、智库研究、国防军工、成果转化等不同岗位。对致力于基础研究、重 大研究的教师采取长周期考核制度。二是健全“团队评价”机制。从评个人为主转为 评团队为主，重点考核原创性突破、关键技术突破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激励团 队合作创新。对团队重大原创性、颠覆性、交叉型科研项目采取非常规评价方法。设 立“团队突出贡献奖”，在常规职称评审基础上，对承担国家重大项目、重大成果转 化等任务的团队投放奖励性指标，引导教师破解国家“卡脖子”难题。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2023 年 8 月 28 日第 6 版）